原创

牛汝辰

敦煌所出《钢和泰藏卷》，正面是汉文佛经，背面则是藏文与和阗文文书，皆为于阗派往沙州曹氏使臣们所写，对我国西北史地、交通与民族的研究具有极重要之价值。使团有两个吐蕃贵族而供职于阗者，其中Rgyasam并为使团首领，藏文文书即彼等所写草稿呈请曹议金允予返回于阗。和田文书分四部，除第四部为爱情诗外，其余三部分别为于阗王尉迟娑缚婆（即李圣天）十四年（鸡年）七月十四日，十二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日所记在沙州活动，及河西节度使所属范围内地理，沙州主要当政职官，部落名称、以及由于阗赴河西所经历城镇名，因而国内有人定名为《使河西记》。

法国学者哈密顿于1958年在《通报》上发表了《钢和泰藏卷考释》，主要讨论和田文书第二部分的地名，而且对地名一个不漏地逐一进行讨论，利用已有成果，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所以哈密顿此文对《文书》地名而论，可以说是集西方研究之大成的代表之作。但此卷地名考释难度颇大，落实不易，首先是和田文地名对音往往加上语尾变化，甚至每一字后都要按和田语法习惯加以词尾，以致所译汉语地名有不少几乎面目全非，难予辨识；加上西北方音有时代变迁，古今不同，如此和田文拼写转译，又多一层方音障碍，例如：“tcidyaim?”一名，西方学者比定为“柴达木”，而哈密顿则译为“政南”，其实它是“紫亭”对音，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可见悬殊之大。其次，汉语地名考证，必须牵涉地理沿革变迁，同时也要牵涉大量汉文文献，西方学者对此多不熟悉，难以查阅，而古语与今语不同，西方学者理解不易，甚至断读为难，如哈密顿用敦煌文书中“政南”比附tcidyaim?，其实“政南”实是“正南”，所指乃方向而非地名，哈密顿虽然引用不少汉籍文献，比上引西方学者为多，但汉籍“汗牛充栋”，西方学者掌握不易，这样在地名考证上，容易疏误、遗漏，影响地名的落实。因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唐以后五代，南北宋分裂之际，汉籍西北史料极感缺乏，而以新疆地区为甚，《文书》所提供西北史地、民族材料极为难得，有不少皆为汉文记载所无，汉文书至今尚未见内容有如此丰富、详细，至于少数民族文书中则更属绝无仅有。所以一经刊布，西方学者立即认为它对中亚史地研究的重要价值，《钢和泰藏卷》在西方之东方学界几为人所尽知，但在东方则研究不多，日本仅有个别论著中论及，而在我国过去由于没有托马斯、柯诺1929年刊布之原著，知者更少，仅岑仲勉先生利用西方学者早期论文中地名材料加以比附，而称之为于阗文护照，其所利用仅为三十年代柯诺、克劳逊、托马斯、贝利等人早年论著。当时对和田文研究仅属开始，不仅通读存在问题，汉籍及其他有关材料亦少利用，地名、人名仅据音似，疏误甚多。我国学者黄茂琳于1979年曾刊布《和田文书“使河西记”地理研究》，但终以未见托马斯、柯诺所刊《敦煌所出两种中世纪文书》原著，所以虽曾三次赴新疆实地考察，但多有不同。后获托马斯等人原著，又于1981年绕塔里木盆地考察一周，行程万里，经数年研究，该项研究已获重要进展，发表了《哈密顿<钢和泰藏卷>辨正》一文，刊布在《亚洲文明》。由于他们的成果在国内不易见到，故综合哈密顿和黄茂琳等人的研究，将《钢和泰藏卷》地名考释例于后。

第10行第3个地名Phimāna城。此城即《大唐西域记》之媲摩，它与坎城是一是二，旧未能决，沙畹认为是一，但无确证，此文以坎城与媲摩城实有区别，并非一地，案斯文海定所收和田文书，有一和田文与汉文对译，见贝利《和田文书》四集24号和田文书有“汝闻令后，全镇的人和汝所有牲畜全入Phema城”，汉文书作“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所以Phema（媲摩）即坎城，因和田、汉文书对照，而完全解决。

第11行第1个地名Tsādik?城。哈密顿比定为卡克里克（Carklik）亦即今之若羌，这是不对的。此城为离于阗后第二站，不可能远至若羌，且后文自有相当若羌之程站，故不会是Carlik之对音。第一程为坎城，第二城得为兰城镇，兰城应为《大唐西域记》尼壤之省译。Tsādika如不在尼雅，亦必在其前后，不得远至若羌。

第11行第3个地名Kadak?城。此城或为尼雅乐安得尔古城。现在安得尔牧场之北，有二古城，此城或为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