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哈马卡战役 网络图片）?

郭晔旻/文

严格地说，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引进出版的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不能算“新作”了。实际上国内早已有了其他一些中文译本。但这样一个“新瓶装旧酒”的版本，到底还是有些不一样。

一方面，许多生僻的专有名字都备注了原文写法，书尾也列出了详尽的参考文献（这两者都是原来的译本付诸阙如的）。另一方面，译者（王道还、廖月娟）对语言进行了重新组织，也改变了一些译法。比如，原来的译本在描述澳大利亚土著的近代遭遇时，采用了“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提法，但新版本改成“白澳社会”，这不光是为了简洁，也是因为“白澳”这个字眼本身就体现了当时澳大利亚当局种族歧视政策的色彩。另外，在讲述古代北欧人对美洲的失败拓殖时，新译本采用了“诺斯（Norse）人”这样一个译法，倒是比原来的“古挪威人”来的精确得多。这是因为古代的“诺斯人”，今天已经分化成丹麦、瑞典、挪威、冰岛等好几个民族，甚至前往美洲的诺斯人也是从冰岛出发的，称之为“古挪威人”就不太合适了。另外，原版本将诺斯人遭遇的美洲土著称为“斯克里林人”，而新版本则改为意译的“丑人”，倒也反映出古代不同族群相遇时的一种常见误解——比如古代希腊人就将异族统称为“野蛮人（Barbarian）”。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版本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译本或许更准确地“翻译”出了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的原意。不过原著尽管获得了普利策奖，可毕竟是一本1997年出版的“旧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知识库已经有了很大更新——比如“分子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早期人类“走出非洲”的经过。这或许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本书的论据与结论，是不是过时了？

答案是恰恰相反。一方面，人类在21世纪获得的一些新知识，反而成为支撑这本20世纪著作的论据。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南岛语族人群的起源。如今的南岛语系分布在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到大洋洲的新西兰之间的广阔范围里。对于他们是从何处而来这一问题，历来见解不一。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根据南岛语族内部语言的亲疏与分化（4个亚群里有3个分布在台湾岛上的高山族语言里），以及考古方面的证据（“大坌土文化出现在台湾以后，源自大坌土文化的考古文化大约在一千年之内，逐渐散播到整个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以及“大坌土文化与大陆早期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推论，南岛语族的先民，乃是“源自华南、经过台湾南下太平洋”。

而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二十多年后，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一篇名为《语言与基因：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论文则通过分子人类学上的研究成果（线粒体DNA遗传标记属于严格的母系遗传，Y染色体遗传标记则属于严格的父系遗传）指出，一支南岛语族的先民离开华南地区向东迁徙至台湾，在岛内独立演化发展后，经菲律宾南下至印度尼西亚东部，而后犹如“Express Train（快车）”般快速扩散至远大洋洲，成为了波利尼西亚人群的早期祖先。这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推论如出一辙，实在让人佩服贾雷德·戴蒙德的“未卜先知”，自然也让《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显得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另一方面，时光虽如白驹过隙匆匆而逝，但人们心中的偏见（或曰“刻板印象”）的改变却非一旦之功。比如，“甚至连受过教育的白种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免认为他们比较原始”，或者“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几十年来更是一直想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天赋智力比不上欧洲裔白人”。很容易发现，类似这样的言论至今在社交网络上依然不时可见（但对比对象有时不同）。贾雷德·戴蒙德不赞成这样的看法。在他看来，“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而这一点，也是他撰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主旨所在。

或许，在书中最能体现书名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三个要素的，是近代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用作者的话来说，“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变迁发生在新世界，亦即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消长：欧洲人大举在美洲殖民，美洲土著在其征服之下，数目大为减少，大部分的族群甚至完全消失”。的确，从历史上看，数目少的可怜的西班牙征服者，凭借着手中的钢铁兵器（包括枪炮），以及从欧洲传入的致命病菌（以“天花”为代表），彻底摧毁了北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南美洲的印加两个印第安人政治实体，成为新世界的统治者。